齐国的工商业与对外交流
■李英森程刚王秀珠
大致说来，我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表现为重农抑商，或曰重本抑末。先秦时期的齐国则不然。 姜齐建国伊始，面对的具体情况是：人少、地狭，近海有鱼盐之利，多山拥桑麻之饶；地处交通要道，商旅往来频繁等。上述这些客观条件和地理环境，无疑促使当时的齐国朝着工商经济的方向发展。因此，姜太公从特定的国情出发，正确地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的优先大力发展工商经济的基本国策，从而建构了一个崭新的滨海工商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使齐人把眼光放得很宽很远，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许多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经济发展体系之中。历史证明，齐国的工商开放型经济，确已达到了强国、富民的目的。据史载：太公当世就大见成效，齐国冠带衣履天下，成为东方大国。 春秋前中期，桓公即位，管仲相齐。这时齐国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已经成了齐国主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既便如此，姜太公倡导的“工商之业”，不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得以继承创新、发扬光大。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太公世家》亦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明、高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国语·齐语》又云：“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可见，这时的齐国在农工商三业并举、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其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了。 以盐为例。从社会需求来看，盐具有广阔的市场；从客观条件来看，内陆各诸侯国很少产盐，而齐国则三面环海，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从产盐方式来看，太公建国时，生产技术落后，主要靠自然蒸发而得盐，周期长，产量低。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发明了海水煮盐技术。煮盐，可使水分蒸发快，生产周期短，操作简便易行，产量也相应地得到提高。因此，齐桓公下令每年冬闲之际都要“伐菹薪，煮沸水为盐……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粜之梁赵宋魏濮阳，彼尽馈食之也。”（《管子·轻重甲》）大批食盐出口到各内陆国，换得“成金万一千余斤”，再以这笔巨款买回粮食，又得千万钟，再通过粮食专卖，一进一出，盈利百万。 齐国通过发展生产不仅促进了进出口贸易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更以外贸为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辅助手段，威德并施，匡服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以纺织业为例，一向被称为纺织业发达的齐国，到了战国时期，纺织技术更加先进，产品质量更加提高，花色更加精美。齐国不仅能生产出罗、纨、纱、等大批丝织品，而且能生产出更加精致的锦帛缟缣、文秀纂组等近20种精品，成为扩大出口贸易的重要物资资源。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壮举，人皆尽晓。而齐国早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海外贸易了。这条路是由齐地商民或移民自发开辟而成的，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分散性特点。它不像陆上丝绸之路那样，由官方出使外国到达西域各国，进行国事交往，而是由齐国沿海的芝罘（烟台）、蓬莱、海阳、崂山（青岛琊（胶南县），海阳、斥山（石岛）等港口出发，北渡长山列岛至大连，再转向东南，沿带方（朝鲜）西海岸南下，过济州海峡到达倭奴（日本）的。由于当时的航海条件还不能抵御大海的狂风巨浪，无法横渡大海直达日本，只能绕道而行。这样，可利用海水左旋回流的漂移作用减少人力消耗。同时沿大连或带方海岸航行，还便于补充粮食和淡水。同时朝鲜、日本的商民也有沿此航线到达齐国进行贸易的。例如，当时渔村小港斥山就出现过中、日、朝商人在此转口贸易，进行文皮（虎豹之皮）的交易活动。 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存在的。日本在公元前3—4世纪时，还处于绳文化时期（日本的新石器时代），没有铜、铁和纺织品，然而在左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墓葬中，却发掘出了纺织品随葬物，经测定为日本弥生文化时期（相当于我国战国末年）的产物，而且经纬线与齐地所产丝绢极为相似。据专家推断，这可能是齐国商民为中日文化交流留下的原始记录。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发展于秦汉，盛行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是中、朝、日人民自古以来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至今，日本的羽田、波多、羽太、八田等姓氏日语发音为“八夕”（意为“机织人”）。他们曾自豪地称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中国的移民。许多日本人以从事采桑养蚕和纺织为生，故日本又称“扶桑”。 总之，齐国由姜太公奠基的“工商之业”及随之发展起来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同时代的其他诸侯国所不能比拟的，其开放政策的先进性、措施的适用性、政令的可行性也是其他诸侯国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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